用 AI 寫作，寫出更流暢的自己：我的創作協作實驗
白天與好友聊起 AI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時，我驚覺：AI 寫作早已悄悄成為我創作與思考的主力工具，變成日常自言自語時的「第三個我」。
離開，是為了回來
2026年2月27日，一個有點荒謬的畫面。
一家美國 AI 公司，因為拒絕讓政府無限制使用它的技術，被自己的政府用對待華為的方式處理——列為「供應鏈國家安全風險」。過去，這個標籤只貼在外國敵人身上。這是第一次貼在美國本土企業上。
同一天，競爭對手宣布拿下合約。
堅守原則的人被懲罰。配合的人得到資源。
我看著這則新聞，腦子裡浮現的不是 AI，不是五角大廈，而是金門。
這件事在說的，不是 AI
這家被封禁的公司叫 Anthropic。它的創辦人 Dario Amodei，曾是 OpenAI 的核心成員，後來因為覺得 OpenAI 太過商業化、忽視 AI 安全而出走，帶著一批人另起爐灶。Anthropic 從一開始就把「安全」當作核心使命，寫進政策文件，劃出紅線：不大規模監控公民，不驅動全自主武器。
後來，政府想要他們拿掉那些紅線。
Amodei 說不行。
他失去了 2 億美元的政府合約，以及聯邦政府所有的業務。但他在那兩週前，剛完成了 300 億美元的融資，估值 3800 億。那 2 億，是年收入的 1.4%。
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：如果他沒有那 300 億，他說得出這個不嗎？
我沒辦法確定答案。但我可以觀察到的是：Anthropic 在財務上相對弱的 2024 年，選擇的是「有條件進入」——接政府合約，附上兩條紅線。到了 2026 年，剛完成史上第二大科技融資，才能在最後通牒面前說那個「不」。
財務底氣，不是讓你變得有原則。但它決定了，你有沒有說不的選擇空間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Anthropic 說不之後，沒有完蛋——估值反而翻倍了。那些真正認同它使命的投資人，因為這件事更確信自己押對了。原則是有複利的。 你長期做真實的事，吸引來認同你的人，那些人帶來的資源，讓你在下一個關鍵時刻又多了一點說不的空間。
同樣的邏輯，更小的舞台
這不只是 AI 公司的故事。任何組織，只要財務命脈掌握在它想影響的對象手上，說話的空間就會慢慢縮小。
台灣有一家媒體叫報導者，不接受政府補助，不接受政黨資金，靠讀者訂閱和基金會支持運作。正因為如此，它可以批評性地報導政府。不是因為它的記者特別勇敢，而是因為它的財務結構讓它沒有需要取悅的對象。
Yvon Chouinard 創辦了 Patagonia，做了幾十年的戶外品牌之後，在 2022 年把整個公司轉讓給一個環保信託，說：「地球是我們唯一的股東。」他為什麼要在活著的時候就做這件事？因為他不想讓未來的繼承者或市場壓力，把這間公司帶往他不想要的方向。他在還有能力的時候，主動設計了財務結構，讓使命不會被未來的壓力改變。
這些選擇，規模各異，但邏輯相同：財務結構決定你能維護的原則邊界。
我在金門七年，也慢慢看懂了同一個道ㄊ理——只是規模小一點，也安靜一點，但機制完全一樣。
七年，我看到了什麼
我一開始以為自己可以一個人撼動地方。
後來慢慢明白，這件事從來不是一個人能做的。但我也看到另一件事：很多一開始充滿理想的地方行動者，幾年之後，開始變成他們當初反對的那群人。
不是因為他們變壞了。我真的不這樣認為。
而是因為環境的邏輯改變了他們的行為，行為久了，信念也跟著移動。這在心理學裡叫認知失調——當你的行為和信念衝突時，改變信念比改變行為容易。
一個新進者帶著「新聲音」的光環進入地方，資源因此流向他。光環慢慢退去，資源變得更難取得。他開始跟別人競爭同一批補助、同一群觀光客，開始學習哪些話可以說、哪些人不能得罪。漸漸地，競爭的重點不再是誰創造了更好的東西，而是誰最討掌握資源的人歡心、誰有能力孤立新進的競爭者。
到最後，他真心相信這是對的。這就是最讓人難過的部分——不是壞人做壞事，而是環境讓好人變成了自己當初討厭的樣子。
我也不是局外人。我慢慢意識到，我也開始在跟大家搶同一池水，而不是想辦法把餅做大。我開始擔心說錯話會影響經營。我開始計算哪些關係值得維護。
那個時候我知道，我必須改變一些事情。
我的選擇
我決定把財務基礎移到島外。
這不是因為我不愛金門。而是因為我意識到：只要我的收入依賴地方的資源池，我就沒有真正說真話的自由。不是有人會來威脅我，而是那種壓力比威脅更隱形——你只是慢慢學會了不說某些話，慢慢覺得某些事不值得計較。
島外的資源池更大，計分規則不一樣。在那裡，我能不能活，更多取決於我做的東西夠不夠好，而不是我跟誰的關係夠不夠好。這讓我可以在金門做事的時候，不需要擔心得罪誰。
我不覺得這是逃跑。Anthropic 說不的底氣，來自它不完全依賴 Pentagon 那 2 億美元。報導者的編輯獨立，來自它不依賴政府廣告。Chouinard 的使命承諾，來自他把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徹底重設。
這些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：在還有能力的時候，主動設計財務結構，讓自己在關鍵時刻有說不的選擇。
我的規模小得多。但我在做的，是同樣的邏輯。
我還是在乎金門
離開不是終點，是手段。
我還是想要對金門有貢獻。但我希望那個貢獻，是因為我創造了有意義的東西，而不是因為我在爭奪已有的資源。我希望我的回饋，來自我為地方帶進來的新東西，而不是從地方的零和競爭裡撕走的一塊。
我想守護的，是那一小群在金門不願意玩政治、想踏踏實實創造價值的人。讓他們知道，在地方做事，保護自己的理想，是可能的。
改變不是靠對抗，是靠示範。讓夠多人看見「原來可以這樣做」，他們就不會那麼依賴政治庇護。靠著排擠他人維持控制的人，慢慢就會發現底下的人有了別的選擇。
這是最慢的路，也是最踏實的路。
結尾
這篇文章不是給所有人的建議。「去島外找資源」這條路，需要特定的條件和能力，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。
但如果你有選擇的空間，財務結構是你最先應該思考的事——不是因為錢比理想重要，而是因為沒有財務上的選擇，你最終可能連理想都沒辦法保護。
我不知道這條路走不走得通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沒有人試，就永遠不會有答案。
所以我決定先出去找資源。不是因為不愛金門，是因為愛。
如果你也在金門、在某個地方，正在想同樣的事——我想認識你。
參考資料